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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與律師業(yè)
現代意義上的律師職業(yè)在中國的產生，并非中國社會進程的自然結果，而是緣起于清末西方殖民主義者攫取領事裁判權及在租界內設立審判機關的活動。由此而發(fā)端的中國近代律師制度之建構，作為清末變法修律活動的內容之一 ，也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用以消除列強的治外法權以重整治權的功利背景①�；蛟S，正是這種外力催生的特點，加之律師同古代“訟師”的某些傳承關系，使得我國律師業(yè)被迫背負起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歷史陳債。近百年來，律師業(yè)同中國社會一道經歷了戰(zhàn)亂之苦和政治動蕩，其間曲折實多。即使在今天，律師業(yè)仍顯得稚嫩，律師群體的社會參與程度及其執(zhí)法環(huán)境的某些堪憂之處，仍令我們對律師業(yè)的觀照被涂抹了一筆沉重的意味。本文中，筆者試圖以一名司法改革實踐者和參予者的視角來分析律師業(yè)的一些特質及其與司法改革的某些互動關系。囿于筆者的學識，這些分析必然會顯得粗淺。-并且，最初的分析也將在這些沉重的意味中展開。一、律師業(yè)的特質
按照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規(guī)定，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zhí)業(yè)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zhí)業(yè)人員”。通常認為，律師與法官、檢察官、基層司法組織工作人員等一起組成了“法律工作者”②。但律師應當是“法律工作者”中最為獨特的一個群體。因為律師的職業(yè)使命就在于通過提供法律服務，尋求有利于委托人的結果。對比法官、檢察官，他具有最為明顯的社會化傾向，也更加獨立于國家權力。因而，筆者認為，對律師職業(yè)特質的考量并不能單純地局限于司法領域。
1、律師是維護民權的斗士
人類社會（包括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無一例外地是在推毀或弱化君權、神權的過程中展開。對民權的尊重和保護成為這種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價值準則。我們可以看到，“司法獨立”這一口號在近幾年之所以得到廣泛認同，乃是因為國家權力③與市民權利之間在某些領域必然存在的對立-并且，這種對立仰賴相對獨立于二者之間的司法權予以協(xié)調。但同樣是面對司法權，作為個體的市民在其權利的主張上顯然不具備相對于國家權力那樣充足的人力、物力乃至知識資源。正是基于這種失衡的格局及調整這種格局的需要，現代律師制度才得以產生。因而“律師與民權的結合，不僅是私權平等意義上的結合，而且更是私權與國家公權相互制約意義上的結合”。④要求作為個體的普通公民以他們所不熟悉的法律知識與國家權力進行訴辯抗爭是不可想象的，而律師的加入將極大地改善公民個體這種不利的地位。
顯然，欲使律師維護民權的使命得以實現，有一個制度設計上的基本前提-司法獨立-這似乎可以理解為是我們當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甚至，這種律師維護民權使命的產生，亦是基于我們從國家一統(tǒng)到“國家-社會”二元構造的變化-這可以說是司法改革的深層原因。因為在國家一統(tǒng)的格局下，公民個體的權利并不具有正當性，而往往是可以被忽略的。
2、律師的權力具有依附性
從訴訟的角度而言，律師執(zhí)業(yè)并不像法官、檢察官、警察那樣有一個主動的權力，他最大的特點是被動、消極，所尋求的所有權力歸結為一條就是請求：請求取保候審、請求會見、請求調查、請求裁判等。對律師而言，他沒有一個權力能夠下一個終局性的結論，沒有一個權力能夠獨立地改變社會。所有的請求能夠得以產生作用的途徑只有一個，即獲得其它權力尤其是審判權的肯定。這種權力的依附性質，注定了律師職業(yè)對司法公正的依賴是最深最強的-不容否認，實現司法公正是我們當前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和評判標準。
律師權力的依附性，使得律師往往是受制于人，從而在政治資源分配中也處于不利地位。在這里并無具體的數據可供說明，但對比一下美國乃至西歐一些法治國家，我國律師對立法、國家重大決策方面的影響力之低是不容爭議的事實。并且在訴訟領域，由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恣意和專橫，律師的影響力和交涉力也顯得微弱。實踐中律師的會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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